婆婆饭桌上摔碗哭喊：我从未享过福，老公拉她直奔小叔子家！
一
沈芳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腊月二十六。厨房里炖着老母鸡，咕嘟咕嘟的，热气糊了窗户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她在切葱花，刀起刀落，砧板咚咚响。婆婆周玉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声音开得很大，是那种家长里短的调解节目，主持人嗓门又尖又亮，跟吵架似的。老公陈海生在阳台上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听不清说什么，但语气不太好，像在跟谁争什么。儿子陈小昊趴在茶几上画画，画了一辆大火车，长长的，歪歪扭扭的，轮子画成了方的，他说这是高铁，能开到外婆家去。
这画面看起来没什么不对。腊月二十六，该备年货了，该打扫卫生了，该准备年夜饭了。一家五口，各忙各的，安安稳稳的。但沈芳知道，这安稳底下全是裂缝。像冬天的河面，看着结结实实的，踩上去就碎。
婆婆周玉珍今年六十三，退休前在纺织厂挡车，三班倒干了三十年，落下一身毛病。腰肌劳损，膝盖积液，手指关节变形，阴天就疼。她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，这是事实。但“没享过福”这四个字，她说了二十年了。从沈芳嫁进陈家的第一天就开始说。订婚宴上，她拉着沈芳的手，眼圈红红的，说：“芳啊，妈这辈子不容易，你以后要孝顺妈。”沈芳点头，说“会的”。她那时候二十二岁，刚从护校毕业，在社区医院做护士，月薪一千八。她觉得孝顺就是听话、勤快、不顶嘴。她做到了。结婚十二年，她没跟婆婆红过一次脸。婆婆说菜咸了，她下次少放盐。婆婆说衣服买贵了，她下次去打折区挑。婆婆说她妈给的红包太少，她下个月多转五百。她什么都忍了，什么都能咽下去。她以为只要她够好，够懂事，够能忍，这个家就能安安稳稳的。但有些人不是你好她就对你好的。你越忍，她越觉得你好欺负。你越退，她越往前逼。
事情的起因是一碗鸡汤。沈芳炖了一下午的鸡汤，加了红枣、枸杞、党参，还放了几个干香菇，泡发了，切掉根，在伞盖上划了十字花刀。她尝了一口，鲜，不咸不淡，刚好。她盛了一碗，端到婆婆面前。“妈，尝尝。炖了一下午，肉都烂了。”
周玉珍接过来，喝了一口。然后她的眉头皱起来了，像被人掐了一把。“咸了。”
“咸了？我尝着刚好——”沈芳想解释，但看见婆婆的脸色，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“那下次少放点盐。”
“不是盐的事。”周玉珍把碗放在茶几上，不喝了，“你现在做菜越来越不用心了。以前炖的汤多好，清亮亮的。现在呢？浑的，酱油放多了吧？”
“妈，鸡汤不放酱油——”沈芳的声音很小，小得像在跟自己说话。她知道不应该反驳，反驳就是顶嘴，顶嘴就是不孝。但她忍不住。她炖了一下午的汤，从杀鸡到褪毛，从开膛到清洗，从焯水到慢炖，每一步都是她一个人做的。鸡是菜市场买的土鸡，三十五块一斤，一只花了八十多。她站在水池前面，一点一点地把细毛拔干净，手指冻得通红。她蹲在灶台前面，看着火候，怕炖干了，怕炖老了，怕味道不对。她这么用心，换来的不是一句“辛苦了”，不是一句“好喝”，是“咸了”，是“越来越不用心”。她不是气婆婆说她，她是委屈。那种不被看见的、不被珍惜的、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委屈。
“你跟我犟什么？”周玉珍的声音高了，电视里的调解节目还在吵，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嗡嗡的，“我说咸了就是咸了。你婆婆吃了一辈子盐，还不知道咸淡？”
沈芳没有说话。她站在茶几前面，手里还攥着那条擦碗的抹布。抹布是湿的，凉了，攥在手心里，水从指缝里挤出来，一滴一滴地掉在地板上。地板上已经有好几滴了，洇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印子，像眼泪。
陈海生从阳台上进来了。他看了沈芳一眼，又看了看他妈。“怎么了？”
“问你媳妇。”周玉珍靠在沙发上，手捂着胸口，像受了多大的委屈，“我喝她一碗汤，说咸了，她跟我犟半天。我在这个家说句话都不行了？”
“妈，我没犟。”沈芳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。她低着头，看着地板上的水印子，一滴，两滴，三滴。她在数，不是无聊，是不敢看婆婆的脸。
“你没犟？你没犟那是我冤枉你了？”周玉珍的眼泪下来了。不是那种忍不住的、自然的流泪，是那种憋出来的、用力的、需要观众在场的哭。她的嘴角往下撇，鼻子一抽一抽的，像小孩子要不到糖时的那种哭法。她哭的时候有个习惯动作，会用右手手背抹眼泪，抹一下，停一下，再抹一下，很有节奏。“我这一辈子，为这个家操碎了心。年轻的时候在厂里挡车，三班倒，站得腿都肿了。退休了给你们带孩子，带完大的带小的，腰都直不起来。我享过一天福吗？没有。我一天福都没享过。现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喝碗汤都要被嫌弃——”
沈芳听见“带完大的带小的”这句话时，手指攥紧了抹布。带大的？她生陈小昊的时候，婆婆来了三天。第一天，嫌医院床硬，睡不好。第二天，嫌医院饭不好吃，让陈海生去外面买。第三天，说家里有事，走了。之后是沈芳的妈妈从老家赶来，伺候了她整个月子。婆婆带什么孩子了？她带的是小叔子陈海涛的孩子。陈海涛结婚比她晚，生孩子比她晚，但婆婆在他那边住了三个月，伺候月子，带孙子，任劳任怨。这些话沈芳从来没说过。她忍着，咽下去，告诉自己不要计较。一碗水端不平是常事，做儿媳的不能跟小叔子争宠。但现在，婆婆说“带完大的带小的”，把她说成了一个劳苦功高的功臣。沈芳的胃开始疼了，不是饿的，是那些咽下去的东西在翻涌。
“妈，没人嫌弃你。”陈海生走过去，坐在她旁边，手搭在她肩上，“沈芳不是那个意思。她就是嘴笨，不会说话。”
沈芳站在旁边，手里还攥着那条抹布。她看着老公的手搭在婆婆肩上，看着婆婆靠在他肩膀上哭，看着儿子陈小昊放下画笔，抬起头，茫然地看着这一切。她忽然觉得很累。不是身体的累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、无法用睡觉来缓解的疲惫。她在这条河里游了十二年，游不动了。她的胃在翻，那些咽下去的东西在往上涌。她想说，妈，你带过小昊几天？你伺候过我月子吗？你帮我洗过一次碗吗？但她没有。她只是说：“妈，对不起。下次我注意。”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早就背熟的台词。
周玉珍没有看她，只是摆了摆手。“算了。你去忙吧。”
沈芳转身走进厨房，把鸡汤倒进保温桶里，盖上盖子。她把灶台擦了一遍，把砧板洗了，把刀放回刀架上。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安静，像一台机器，没有表情，没有声音。但她的脑子里一直在转一句话——我从未享过福。从未。这两个字像一把刀，捅进去，拔出来，再捅进去。她不知道什么叫“从未”。她嫁进陈家十二年，婆婆没有做过一顿饭，没有洗过一次碗，没有拖过一次地。家里的活全是她干的。她下了夜班回来，婆婆在沙发上坐着，说“芳啊，把地拖了，脏得看不下去了”。她发着烧，婆婆说“烧什么烧，年轻人哪有那么娇气”。她怀孕七个月，蹲在地上擦地板，婆婆在旁边指挥，“角落没擦干净，再使点劲”。这些，她都忍了。她以为只要她够能忍，这个家就能安安稳稳的。但她忘了，有些人不是你好她就对你好的。你越忍，她越觉得你欠她的。
她把鸡汤倒掉的时候，手抖了一下。汤洒在洗碗槽里，红枣和枸杞浮在水面上，红红黄黄的，像一幅被水泡烂的画。她看着那些东西被水冲走，冲进下水道，消失不见。她炖了一下午的汤，就这样没了。不是被喝掉的，是被倒掉的。就像她的十二年，不是被过掉的，是被浪费掉的。
二
鸡汤的事过去了两天，腊月二十八。沈芳在菜市场买了鱼、肉、菜，大包小包地拎回来，手勒得通红。她把东西放在厨房里，开始准备年夜饭的食材。鱼要杀好腌上，肉要焯水切片，菜要摘好洗干净。她一个人站在厨房里，从下午三点忙到晚上七点。中间婆婆进来过一次，看了一眼，说“鱼买小了，不够吃”。然后出去了。陈海生也进来过一次，倒了一杯水，问她“要不要帮忙”，她说“不用”，他就出去了。他从来不会主动帮忙。不是懒，是习惯了。他妈不干活，他老婆干。这个家就是这样运转的，转了十二年，没人觉得不对。
腊月二十九，年夜饭。沈芳早上五点就起来了。她把鱼蒸上，肉炖上，虾煮上，菜炒上。一个人站在厨房里，转了整整一天。灶台上有三个火眼，一个炖汤，一个烧肉，一个蒸菜。她在这三个火眼之间来回穿梭，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仓鼠。她的腰直不起来，腿肿了，手被烫了一个泡，用冷水冲了冲，继续干。她不敢停，停了就来不及了。年夜饭要准时，这是规矩。婆婆定的规矩。每年都是这样，十二道菜，不许多不许少，不许迟到不许早退，不许有任何差错。她像一台机器，被设定好了程序，到点了就得运转，不能出故障，不能有情绪。
下午四点，菜上桌了。红烧鱼、清蒸鲈鱼、白灼虾、蒜蓉粉丝蒸扇贝、梅菜扣肉、糖醋排骨、香菇菜心、凉拌黄瓜、皮蛋豆腐、酸辣藕片、玉米排骨汤，还有一道拔丝红薯。十二道菜，摆了满满一桌子。桌布是她昨天新换的，暗红色底子印着金色的小花，是婆婆喜欢的风格。碗筷是她下午才摆的，五副，一人一副。她退后两步，看了看，满意了。鱼头朝里，虾尾朝外，汤在中间，菜围一圈。她妈教过她，摆菜要有规矩，鱼头要对着长辈，汤碗不能对着门，筷子不能插在碗里。她从小就记着，嫁人了也记着。然后她解下围裙，叠好，搭在椅背上。围裙上印着一只卡通小猫，是儿子陈小昊在幼儿园画的，老师印在了围裙上，她一直用着，洗得边角都起毛了。但她舍不得换，那是儿子送给她的第一份礼物。
“妈，吃饭了。”她走到客厅，叫婆婆。
周玉珍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餐桌旁边，坐下来。她看了一眼桌上的菜，没有动筷子。她的目光从红烧鱼扫到糖醋排骨，从糖醋排骨扫到蒜蓉扇贝，再从扇贝扫到拔丝红薯。她的眉头微微皱着，像在检查一件不够完美的作品。沈芳站在旁边，等着。她的腿在抖，站了一整天了，膝盖已经僵了，但她不敢坐。婆婆还没动筷子，她不能坐。这也是规矩。
“怎么了妈？不合胃口？”她问，声音尽量轻，尽量柔。
“没有。”周玉珍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红烧肉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像被人掐了一把。“甜了。”
沈芳的心沉了一下。“甜了？”
“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红烧肉少放糖。你爸有糖尿病，你不知道？”周玉珍把筷子放下了，筷子碰在碗沿上，发出清脆的“叮”的一声，像警钟。
沈芳愣了一下。公公陈德厚确实有糖尿病，但医生说可以适量吃，控制量就行。她放了平时一半的糖，尝过的，不甜，是那种刚好吊出鲜味的甜，吃不出来。她专门去查过糖尿病人食谱，知道可以用木糖醇代替白糖，但她怕公公吃不惯，还是放了白糖，只是减了量。她这么用心，换来的不是理解，是挑剔。“妈，我放了很少的糖，爸可以吃的——”
“你每次都这样说。”周玉珍的声音高了，筷子搁在桌上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。“我说甜了就是甜了。你婆婆吃了一辈子饭，还不知道甜咸？你爸要是吃出问题来，你负责？”
沈芳没有说话。她站在那里，看着桌上的十二道菜。她花了整整一天做的。从早上五点到现在，十一个小时。没有一个人帮忙，没有一个人说“辛苦了”，没有一个人问“累不累”。只有一句“甜了”，只有一句“你负责”。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，是累的，也是气的。她把那些气咽回去，咽到胃里，跟那些年咽下去的东西混在一起，沉甸甸的，坠得她直不起腰。
陈海生从书房里出来，在餐桌旁边坐下来。他夹了一块排骨，嚼了嚼。“还行啊，不甜。爸少吃几块就是了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的，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
“你懂什么？”周玉珍瞪了他一眼，“你爸不能吃甜的，你不知道？他上个月血糖高了，医生怎么说的？你们谁记住了？谁当回事了？你们就知道吃！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尖，像一把刀子刮过玻璃。
“妈，偶尔吃一块没事——”陈海生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他看了看沈芳，又看了看他妈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夹菜的手停在半空，像一架失去信号的无人机。
“没事？等你爸血糖高了住院了就有事了？”周玉珍的声音更尖了，眼泪又开始酝酿了。她的眼眶红了，鼻头红了，嘴唇在哆嗦。“你们一个个的，都不把我当回事。我说什么你们都不听。我在这个家说了算不算？”
“算算算。”陈海生赶紧夹了一块鱼放在她碗里，“妈，吃鱼。沈芳特意给你做的，清蒸的，没放辣椒。她早上五点就去菜市场了，挑了最新鲜的鲈鱼——”
“五点去菜市场了不起啊？我当年五点都到厂里了！”周玉珍的声音盖过了他，筷子往桌上一拍，碗里的鱼跳了一下，汤汁溅出来，落在桌布上，洇开一个油印子。“我当年在纺织厂挡车，三班倒，夜班上了十年！十年！你们谁心疼过我？谁问过我累不累？”她开始哭了，右手手背抹眼泪，抹一下，停一下，再抹一下。“我这一辈子……”她开始了。
沈芳闭上眼睛。她听过无数遍了。年轻的时候在厂里挡车，三班倒，站得腿肿。你们小时候，你爸在外面上班，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大的哭小的闹，连口水都喝不上。退休了给你们带孩子，带完海生的带海涛的，腰都直不起来。这些台词她听了十二年了，每一句都能背下来。她忽然想，婆婆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？有没有想过她也是别人的女儿，也是一个人，也会累，也会委屈？没有。婆婆只想过她自己。她是这部剧的主角，其他人都是配角，都是道具。道具不需要有感情，只需要站在该站的位置上，说该说的话，做该做的事。
“妈，别哭了。大过年的。”陈海生递了一张纸巾过去，手在发抖。他最怕他妈哭，他妈一哭他就慌，就觉得自己不孝，就觉得天塌了。这是他从小被训练出来的反应，像巴甫洛夫的狗，铃铛一响，口水就流。他妈的眼泪就是那个铃铛。
“我哭怎么了？我连哭都不能哭了？”周玉珍接过纸巾，擦了擦眼泪，擤了擤鼻子，声音又尖了起来，“我告诉你陈海生，你妈这辈子没享过福，你要是不孝顺，天打雷劈！你爸不管我，你弟弟不管我，你也不管我！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！”
“我孝顺，我孝顺。妈，你别说了。”陈海生的声音在发抖，他伸手想去拉他妈的手，被她甩开了。
“我说怎么了？我就要说！”周玉珍把纸巾往桌上一摔，纸巾轻飘飘的，落在地上，像一片枯叶。“你们一个个的，都不把我当回事。你媳妇做菜越来越难吃，我说两句她还不高兴。你弟弟一个月都不打个电话回来。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我养条狗还知道摇尾巴！”
沈芳听见“做菜越来越难吃”的时候，胃里的东西翻涌了一下。她想起自己刚嫁过来的时候，什么都不会做。红烧肉是婆婆教的，糖醋排骨是婆婆教的，清蒸鲈鱼也是婆婆教的。她学得很认真，每一步都记在本子上，放多少盐，炖多长时间，火候怎么掌握。她做了十二年，从不会做到会做，从会做到好做，从好做到精做。她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在这个家里站稳了。但婆婆说“越来越难吃”。不是难吃，是越来越难吃。她在退步，在敷衍，在不用心。这是婆婆的原话。她用了十二年的时间，把自己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新媳妇，变成一个能做十二道年夜饭的儿媳。她得到的评价是“越来越难吃”。
陈海生不说话了。他低着头，手指在桌布上画着圈。沈芳站在旁边，看着老公低着头的样子，忽然觉得他很可怜。四十岁的人了，在他妈面前，还是那个不敢吭声的小男孩。他妈说什么他都点头，他妈哭他就递纸巾，他妈骂他他就低着头。他以为这就是孝顺。他以为不顶嘴、不反驳、不让他妈生气，就是好儿子。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他的“孝顺”是拿什么换来的。是他老婆的委屈，是他儿子的茫然，是这个家的摇摇欲坠。他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他妈的眼泪是红的，不知道他老婆的眼睛也是红的。
“妈，你别生气了。我以后注意。”沈芳开口了。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早就背好的检讨书。她知道应该说什么，怎么说，用什么样的语气。她练了十二年了，比背课文还熟。
“你注意？你注意了多少次了？”周玉珍的声音更尖了，手指指着沈芳，指甲上还沾着早上剥橘子留下的橘皮汁液，“我跟你说了多少回，红烧肉少放糖，少放糖，你听了吗？你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！你现在是翅膀硬了，觉得不用听我的了是吧？”
“妈，我放了很少的糖——”沈芳的声音很小，小到只有她自己能听见。她知道不应该解释，解释就是顶嘴。但她忍不住。她太累了，累到没有力气把那些话咽回去。
“你还犟！”周玉珍猛地站起来，手一推，面前那只碗飞了出去。碗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，砸在地上，碎了。瓷片四溅，有一片弹到了墙根，转了几个圈才停下来。汤洒了一地，溅到桌布上、椅子上、沈芳的裤腿上。鸡汤是烫的，隔着裤子烫到了沈芳的小腿，她哆嗦了一下，没有动。她看着地上的碎片，看着那些混着灰尘的汤，看着那个摔成几瓣的碗。那是她结婚的时候买的，一套六只，白瓷蓝花，她挑了很久。用了十二年，碎了两只，这是第三只。碎片在地上散开着，有一片上还残留着半个“福”字，是碗底印的，金色的，在灯光下还亮着。
“妈！”陈海生站起来，椅子往后滑了半米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
“你别叫我妈！”周玉珍推开他，眼泪糊了一脸，“我没你这个儿子！你媳妇欺负我，你弟弟不管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！我死了算了！死了就不用看你们脸色了！”她哭喊着，声音又尖又亮，整栋楼都能听见。她哭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用力，肩膀耸起来，肚子收进去，脚尖踮着，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鹅。
陈小昊从卧室里跑出来，站在门口，看见奶奶在哭，妈妈站在碎片旁边，爸爸在拉奶奶。他的嘴巴瘪了瘪，眼泪掉了下来，但没有哭出声。他站在那里，小手攥着门框，攥得指节发白。他穿着一件蓝色的毛衣，是沈芳给他织的，领口有点小了，他的头被卡了一下才钻出来。他就那么站着，像一棵被风吹歪的小树苗。
沈芳看见儿子站在门口，心里像被人用钝刀子割了一下。她走过去，蹲下来，挡住他的视线。“小昊，没事。奶奶不小心把碗摔了。你去屋里画画，妈妈一会儿叫你吃饭。”
“妈妈，奶奶为什么哭？”陈小昊的声音很小，小得像蚊子哼。他的眼睛很大，很亮，里面有泪光，也有恐惧。他害怕，害怕这个家，害怕奶奶的哭声，害怕妈妈的沉默。
“奶奶身体不舒服。没事的。你去画画，画那个大火车，画好了给妈妈看。”沈芳的声音在发抖，但她尽量让它听起来平稳一些。她不能让儿子看见她的眼泪，不能让他知道这个家正在发生什么。
陈小昊点了点头，转身走进卧室，关上了门。门关上的时候，很轻，“咔哒”一声，像一颗石子掉进了水里。沈芳站起来，转过身。客厅里，周玉珍还在哭，陈海生还在拉她。地上的碎片还在，汤还在流，桌布上洇了一大片油渍，从桌布边缘渗到了桌面，大概会留下一个永远去不掉的印子。她站在那里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很安静。不是真的安静，是那种暴风雨中心的眼睛，四周都在旋转，只有她是静止的。她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咚、咚、咚，又重又慢，像有人在敲一扇很厚的门。
“妈。”她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。
周玉珍没有理她，还在哭。
“妈。”她又叫了一声。这次声音大了一些，稳了一些。
周玉珍抬起头，看着她。眼睛红红的，鼻头红红的，脸上全是泪，睫毛膏糊了，在眼周晕开两团黑，像熊猫。她看起来不像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太太，像一个被抢了糖的孩子。
“妈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沈芳问。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问“今天天气怎么样”。但她的胃在翻，那些咽了十二年的东西全在翻。
“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们孝顺我！我想要享几天福！”周玉珍的声音又尖了起来，刺得人耳膜疼。
“你觉得不孝顺？你觉得没享到福？那你想怎么样？让我每天跪着给你端饭？让我把工资全交给你？让我把我妈也接来伺候你？”沈芳的声音没有提高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过去。
“你——”周玉珍被噎住了，张着嘴，说不出话。她的嘴唇在哆嗦，手指在发抖，整个人像一台过热的机器，马上就要烧坏了。
“妈，我嫁到你们家十二年了。十二年，我没跟你吵过一句，没跟你顶过一次嘴。你说菜咸了，我少放盐。你说衣服贵了，我去打折区买。你说我妈给的红包少了，我下个月多转五百。我什么都听了，什么都能咽下去。但你从来没有满意过。你永远不会满意。因为你要的不是孝顺，你要的是所有人都欠你的。”
周玉珍的嘴一张一合，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。她想说什么，但找不到话。她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顶撞过。在她的世界里，婆婆是最高权威，儿媳只有听话的份。她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，她的婆婆也是这样对她的。她以为这就是规矩，这就是天经地义。她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人会不认这个规矩。
“妈，你不容易。我知道。你在厂里挡车，三班倒，站得腿肿。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大的哭小的闹。这些我都知道。但你不能因为你吃了苦，就让所有人都跟着你吃苦。你不能因为你没享过福，就让所有人都欠你的。你的苦，不是我造成的。是你自己选的。你选了嫁给我爸，你选了生两个孩子，你选了在厂里干三十年。这些选择，没人逼你。”
周玉珍瘫在椅子上，浑身发抖。她的眼泪还在流，但已经不是那种表演性质的哭了，是真的、忍不住的、从心里往外涌的哭。她的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她张着嘴，想说什么，但发不出声音。她的手指攥着桌布的边角，攥得指节发白，桌布被她扯得变了形，菜碗都歪了，汤快要洒出来。
陈海生站在旁边，脸色铁青，不知道该拉他妈还是该拉他老婆。他站在那里，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，外表看着还在，里面已经焦了。他的嘴唇在发抖，手指在发抖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他看看沈芳，又看看周玉珍，像一只被夹在两堵墙之间的老鼠，往哪边跑都是死。
“陈海生，”沈芳转向他，声音忽然平静了下来，“你带妈去海涛家吧。她不是说海涛不管她吗？你带她去，看看海涛管不管。”
三
陈海生愣住了。“什么？”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。
“你带妈去海涛家。现在就去。”沈芳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说“你去把垃圾倒了”。但她的眼睛是红的，红得像被火烧过。
“沈芳，你疯了？大过年的——”陈海生的声音在发抖，他不知道她是认真的还是气话。他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她永远是那个安静的、忍让的、不争不抢的女人。他以为她没有脾气，没有底线，什么都能咽下去。他错了。
“我没疯。”她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妈不是嫌我不孝顺吗？不是嫌菜不好吃吗？不是嫌这个家不好吗？那让她去海涛家。海涛是她小儿子，她最疼的就是海涛。海涛结婚的时候，她把自己攒的五万块全给了海涛，咱们结婚的时候她只给了两万。海涛生孩子，她去伺候了三个月，我生小昊，她来了三天就走了。她不是说海涛不管她吗？那你带她去，看看海涛管不管。”
这些话像一把把刀，一把一把地插进周玉珍的胸口。她张着嘴，想反驳，但找不到话。因为沈芳说的都是事实。她确实偏心小儿子，确实给了小儿子更多，确实在小儿子家住了更久。她以为这些事没人知道，没人计较。她以为大儿媳不会在意，大儿媳什么都忍。她错了。
“沈芳，你——”周玉珍的声音沙哑了，像被砂纸磨过。
“妈，你不用说了。”沈芳没有看她，“你今天就把东西收拾好，跟海生走。去海涛家住几天，看看那边是不是比这边好。看看海涛媳妇是不是比我孝顺。看看她做的菜是不是比我做的好吃。看看她能不能忍你十二年。”
周玉珍的哭声停了。她抬起头，看着沈芳，眼睛里有一种沈芳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——不是愤怒，不是委屈，是害怕。那种害怕不是怕被打、被骂、被赶走，是怕自己一直坚信的东西崩塌了。她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家的中心，所有人都围着她转，所有人都欠她的。现在有人告诉她，不是的。你不重要。你可以被替换。你走了，这个家照样转。
“沈芳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赶我走？”她的声音在发抖，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。
“妈，我没赶你走。是你自己说的，你没享过福，你委屈，你不满意。那你去海涛家试试。看看那边是不是比这边好。如果那边好，你就在那边住。如果那边不好，你回来。但回来之后，就别再说什么‘没享过福’了。”沈芳的声音不高不低，不急不缓，像在念一份判决书。
周玉珍瘫在椅子上，眼泪无声地流。她不再哭喊了，不再摔东西了，不再指手画脚了。她只是坐在那里，像一个被掏空了东西的箱子，外表还在，里面什么都没了。她的手指松开桌布，桌布弹回去，菜碗晃了晃，没有倒。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那双手粗糙、变形、布满老茧，是她一辈子劳作的证明。她用这双手挡了三十年布，洗了无数件衣服，做了无数顿饭。她以为这些功劳够她吃一辈子。她错了。
“海生，你送妈去吧。”沈芳转过身，走进厨房，关上了门。她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她的眼泪。她靠在门板上，站了很久。门板是木头的，凉的，硬邦邦的，硌着她的后背。她闭上眼睛，听见客厅里传来周玉珍的声音，断断续续的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然后是陈海生的声音，低低的，闷闷的。然后是椅子挪动的声音，脚步声，开门声。然后一切都安静了。
她睁开眼睛。厨房里很安静，只有冰箱压缩机嗡嗡的响声。灶台上还有没洗的锅和铲子，油渍已经干了，凝成一层硬硬的膜。她拧开水龙头，开始刷锅。水很烫，烫得手发红，她没有调凉。她希望那点疼痛能让她忽略掉心里那个空了一块的地方。不是痛，是空。像被人挖走了什么东西，不疼，但空落落的，风从那个洞里灌进来，凉飕飕的。她刷完锅，擦了灶台，洗了抹布，把一切都收拾干净。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安静，像一台机器，没有表情，没有声音。但她的眼泪在流。不是那种憋出来的、用力的哭，是真的、忍不住的、从心里往外涌的哭。眼泪掉在灶台上，洇成一个小小的圆印子。她没有擦。
她不知道自己在厨房里站了多久。也许十分钟，也许半个小时。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客厅里已经没有人了。餐桌上的菜还在，凉了，油凝在表面，结成一层薄薄的膜。桌布上洇了一大片油渍，暗红色的底子上那一块深色的印子，像一块疤。地上的碎片还在，瓷片散落着，汤已经干了，留下一滩浅黄色的印迹。她蹲下来，一片一片地捡碎片。最大的那片上还沾着半个“福”字，金色的，在灯光下还亮着。她把碎片放在手心里，看了很久。然后站起来，走进厨房，把它们扔进垃圾桶。碎片落下去的时候，叮叮当当的，像风铃。
她把菜一盘一盘地端进厨房。红烧鱼凉了，鱼肉凝了，筷子戳不进去。清蒸鲈鱼也是，汤汁变成了冻，透明的，像一层胶水。白灼虾的壳不好剥了，虾肉缩了，硬邦邦的。她把它们用保鲜膜封好，放进冰箱，一盘一盘地码好。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机械，像在完成一个程序。她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想，空的，白茫茫的，像冬天的雪地。
陈小昊从卧室里跑出来，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她。“妈妈，你哭了。”
“没有。妈妈眼睛进东西了。”她蹲下来，挤出笑容。
“骗人。妈妈你哭了。”陈小昊走过来，抱住她的腿，“妈妈不哭。小昊乖。小昊听话。”
沈芳蹲下来，抱住儿子，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。他的肩膀很小，很瘦，骨头硌着她的下巴。他身上有股奶味，还有蜡笔的味道，混在一起，说不清楚，但很好闻。她抱着他，哭了一会儿。没有出声，只是抱着，眼泪流在他的毛衣上，湿了一片。
“妈妈，奶奶去哪了？”陈小昊的声音闷闷的，从她的肩膀上传出来。
“奶奶去叔叔家了。”
“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过几天，也许不回来了。”她不想骗他。她已经骗了他太多次了。“爸爸很快回来”是骗人的，“奶奶身体不舒服”是骗人的，“妈妈眼睛进东西了”也是骗人的。她不想再骗了。
“奶奶为什么不回来了？”陈小昊抬起头，看着她。他的眼睛很大，很亮，像两颗星星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走了，不明白为什么妈妈哭了，不明白这个家发生了什么。他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，他只知道奶奶摔了碗，哭了，爸爸拉着她走了，妈妈蹲在地上捡碎片。
“因为奶奶觉得在这个家不开心。她去叔叔家试试，看看那边开不开心。”
“那叔叔家开心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开心，也许不开心。”
“如果不开心呢？”
“如果不开心，奶奶就回来。”
“那回来之后她还会摔碗吗？”
沈芳愣了一下。她看着儿子，心里酸得像被人拧了一把。七岁的孩子，什么都懂。他记得奶奶摔碗的样子，记得妈妈蹲在地上捡碎片的样子，记得这个家所有的裂缝。她以为他不懂，他其实什么都懂。
“不会了。”她说，“奶奶不会再摔碗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妈妈会跟她说。说了她就不摔了。”
“那妈妈你早点跟奶奶说。我不想她摔碗。摔碗的声音好大，我害怕。”
沈芳把他抱紧了一些。“好。妈妈早点跟她说。”
陈小昊点了点头，从她怀里挣出来，跑回卧室，继续画他的大火车。沈芳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的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暖洋洋的。但她的心是凉的。她看着窗外，楼下的花园里空无一人，长椅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。远处有鞭炮声，断断续续的，闷闷的，像有人在敲一面很厚的鼓。她想起小时候，在老家过年，她爸在院子里放鞭炮，她捂着耳朵躲在门后面，从门缝里看。她妈在厨房里煮饺子，热气从锅里冒出来，糊了窗户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她能听见声音，噼里啪啦的，咕嘟咕嘟的，还有她爸的笑声。那些声音混在一起，嗡嗡的，暖暖的，像一床很厚的棉被，把她裹在里面。她很久没有听见那些声音了。她爸走了十二年了，她妈一个人过年，不知道今天煮了什么馅的饺子。
她拿起手机，给她妈发了一条微信：“妈，过年好。我想你了。”
过了几秒，她妈回复了：“过年好。妈也想你。吃年夜饭了吗？”
“吃了。妈，你吃了没有？”
“吃了。包了饺子，韭菜鸡蛋馅的。你最爱吃的。”她妈发了一张照片，一盘饺子，摆在老式的搪瓷盘里，边角磕掉了好几块瓷。饺子包得不太好看，有几个煮破了，馅露出来，黄黄的，但沈芳看着觉得饿。那是她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
“妈，明年我回去陪你过年。”
“说什么呢？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回来过年，这是规矩。你在婆家好好过，别惦记我。”她妈的语音发过来，声音有些哑，像感冒了。
“妈，我想回去。”
她妈沉默了很久。然后发了一条文字消息：“好。妈等你。”
沈芳把手机攥在手心里，攥得很紧。窗外的路灯又亮了一些，照在对面的楼上，一格一格的窗户，有的亮着，有的暗着。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故事。她的故事，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，翻到了新的一页。
四
陈海生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
沈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春晚还在播，主持人的声音很大，很激动，像在喊一个很重要的事。陈小昊靠在她的肩膀上，睡着了，嘴巴微微张着，呼吸很轻。电视的光一闪一闪的，照在他的脸上，明明暗暗的。她给他盖了一条毯子，把他的手塞进去。他的手指还攥着那支蓝色的蜡笔，笔杆上沾着他的口水，亮晶晶的。她轻轻地把蜡笔抽出来，放在茶几上。
陈海生换了鞋，走进来，在沙发上坐下。他看了沈芳一眼，又看了看儿子。他的脸被风吹得通红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镜片上有一层雾气，还没散干净。他看起来像赶了很远的路，整个人都是疲惫的。“小昊睡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“没。”
“怎么不吃？”
“等你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站起来，走进厨房，把菜热了。红烧鱼、白灼虾、糖醋排骨、香菇菜心，还有那碗凉了的鸡汤。他把它们端出来，摆在桌上，拿了两副碗筷。他的手在微微发抖，大概是冷的，也可能是别的。
“吃吧。”他说。
沈芳把小昊放在沙发上，盖好毯子，走到餐桌旁边坐下来。陈海生给她夹了一块排骨，又夹了一块鱼，把鱼刺挑了，放在她碗里。她看着那些菜，没有动筷子。
“怎么了？不合胃口？”
“没有。”她夹起那块排骨，放进嘴里。凉了，硬了，但还有味道。甜的，咸的，像她的日子。
“海生，你妈到了吗？”
“到了。海涛接的。”他夹了一块鱼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鱼肉已经腥了，但他没有吐出来，咽了下去。
“她怎么样？”
“还行。一开始不想去，后来海涛打电话来说了几句，她就去了。”他放下筷子，看着她，“沈芳，今天的事——”
“不用说了。”她打断了他，“吃饭吧。”
他看着她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没有说。两个人安静地吃着饭，谁也没有说话。筷子碰碗的声音，嚼东西的声音，电视里春晚的声音，混在一起，嗡嗡的，像一台运转缓慢的机器。它没有坏，只是老了，需要热很久才能动起来。
吃完饭，陈海生去洗碗。沈芳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他洗碗的动作很笨，海绵抓不稳，碗沿的油渍没洗干净，水溅了一灶台。但他洗得很认真，一个一个地搓，搓完了用清水冲三遍，然后码在沥水架上。她以前总是嫌他洗碗不干净，要自己重洗一遍。今天她没有。她只是看着，看着他笨拙的、认真的、努力的样子。她忽然觉得，也许他不是不想帮忙，是不会。他妈从来没教过他。在他的世界里，男人不做家务，女人做。他爸不做，他爷爷不做，他叔叔伯伯都不做。他以为这就是规矩。他以为他只要挣钱养家，就是好男人。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他老婆也需要他帮忙，也需要他站在她那边，也需要他在他妈摔碗的时候说一句“妈你过分了”。他不会。不是不想，是不会。
“海生，”她开口了。
“嗯？”他关了水龙头，转过身看着她。他的手上还有水，滴在地板上，一滴一滴的，像在数什么。
“你妈在你弟那边，会待多久？”
“不知道。看情况吧。”他靠在灶台上，双手撑着台面，围裙歪了，露出一截衬衫下摆。
“如果她不回来了呢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她不会不回来的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像在跟自己说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她离不开这个家。”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，“她嘴上说没享过福，但这个家是她的全部。她在你这里闹，是因为她知道你会忍。她在海涛那边不敢闹，因为海涛媳妇不会忍。她知道的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像砂纸磨过木头。
沈芳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她以前不知道他懂这些。她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只是一个被妈妈牵着走的小男孩。但他懂。他什么都懂。他懂他妈的脾气，懂他妈的套路，懂他妈为什么在他家敢摔碗，在弟弟家不敢。他只是不说。他以为不说就能维持和平，以为沉默就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他不知道，沉默不是和平，是投降。
“沈芳，今天的事，对不起。”他低下头，声音闷闷的，“我应该早点说话的。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扛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“我不知道怎么说。”他靠在灶台上，双手撑着台面，肩膀塌下来，“我妈那个人，你越说她越来劲。小时候就这样，我跟我弟都不敢顶嘴，越顶她越凶。我以为不吭声就过去了。我以为她闹完了就好了。我没想到——”他停住了，没有说下去。
“没想到我会爆发？”
他点了点头。
“海生，我不是爆发。我是累了。我累了十二年了。你妈说菜咸了，我忍。说我衣服买贵了，我忍。说我妈给的红包少了，我忍。她摔碗，我忍。我什么都能忍。但她不能说我妈。我妈没有欠她的。我妈养了我二十多年，不是让她来糟蹋的。”她的声音开始发抖，那些忍了十二年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的声音很低。
“你不知道。”她的眼泪掉了下来，“你知道我妈一个人住在老家，每个月两千多退休金，省吃俭用攒钱给我？你知道她上次生病住院，自己去的医院，自己办的住院手续，没告诉我？你知道她每次打电话都说‘妈挺好的’，其实一点都不好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只知道你妈没享过福。你妈没享过福，我妈享过吗？她享过什么福？她一个人把我养大，供我上学，帮我凑首付。她享过一天福吗？她连一块排骨都舍不得吃，留着给我。她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把钱存着给我。她享过什么福？”
陈海生的眼泪掉了下来。他走过来，想抱她，她躲开了。
“你别碰我。”她靠在门框上，浑身发抖，“陈海生，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事没完。你妈可以回来，但回来之后，规矩要改。她不能再当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她不能再对我指手画脚。她不能再摔碗。如果她做不到，就别回来。这个家，不要她了。”
他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他的眼泪流了满脸，滴在地板上，一滴一滴的，跟刚才手上的水滴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些是水，哪些是泪。然后他点了点头。“好。我跟她说。”
“不是跟她说。是做。你做得到吗？”
“做得到。”他的声音沙哑了，但很坚定。
“你以前也说过。”
“这次不一样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“这次我知道你会走。”他看着她，眼眶红红的，像两只被烧过的洞，“沈芳，你别走。这个家不能没有你。小昊不能没有你。我……我也不能没有你。”
她靠在门框上，看着他。他站在厨房里，手上还有水，围裙歪了，头发也乱了，眼镜片上的雾气还没散干净，看人的时候眼睛眯着，像在辨认很远的东西。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四十岁的男人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，等着大人宣判。她忽然觉得很累。不是身体的累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、无法用睡觉来缓解的疲惫。她想说“我不走”，但说不出口。不是不想说，是说了太多次了，说了也没用。她只是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她转过身，走到客厅，抱起儿子，走进了卧室。
她把小昊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。他在睡梦中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又睡着了。他说的好像是“火车”，大概是梦见他画的那辆大火车了。她坐在床边，看着他的脸。他睡着的时候才像一个小孩子，没有委屈，没有害怕，没有那些不该属于他的懂事。他的眉毛很浓，像她。他的鼻子很挺，像他爸。他的嘴巴小小的，抿着，像在笑。她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很软，像小猫的毛。她忽然想起他小时候，刚学会走路，摇摇晃晃的，扑到她怀里，叫“妈妈”。那个声音软软的，糯糯的，像棉花糖。她闭上眼睛，听见那个声音在脑子里回荡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她睁开眼睛，看着窗外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圆圆的，亮亮的，挂在楼顶上面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银白色的，像一条河。她拿起手机，给她妈发了一条微信：“妈，明年我一定回去陪你过年。”她妈秒回：“好。妈等你。”她看着那三个字，看了很久。然后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，关了灯。
五
大年初一，陈海生一大早就出了门。沈芳没有问他去哪，她大概猜到了。他去了他弟弟家。她起来做了早饭，小米粥、煮鸡蛋、馒头、咸菜。小米粥熬了四十分钟，稠稠的，米油都熬出来了。鸡蛋煮了八分钟，蛋黄刚好凝固，不干不噎。馒头是昨天剩的，蒸锅里热了一下，软了，跟新蒸的一样。咸菜是她自己腌的，萝卜干、雪里蕻、酸豆角，切成碎丁，淋上香油，拌了拌。小昊坐在餐桌旁边，用小勺子喝粥，喝得满脸都是。她帮他擦了擦嘴，他笑了，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床。那颗门牙掉了快一个月了，还没长出来，他笑的时候那个黑洞特别明显，但她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笑容。
“妈妈，今天过年吗？”
“今天是大年初一。过年了。”
“那奶奶呢？奶奶不回来过年吗？”小昊放下勺子，看着她。
“奶奶在叔叔家过年。过几天就回来了。”
“那爸爸呢？爸爸去找奶奶了吗？”
“嗯。爸爸去接奶奶回来。”她给他夹了一块萝卜干，他嚼得嘎嘣脆。
“妈妈，你不生奶奶的气了吗？”小昊歪着头，看着她。
沈芳愣了一下。“谁告诉你妈妈生气了？”
“我看见的。奶奶摔碗的时候，妈妈的眼睛红了。你生气的时候眼睛就红。上次我打碎花瓶的时候你也是这样，眼睛红红的，但你没骂我。”他低下头，用勺子搅着碗里的粥，“妈妈，我以后不摔东西了。你也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”
她看着儿子，心里酸得像被人拧了一把。七岁的孩子，什么都懂。他记得她眼睛红的样子，记得她忍着不哭的样子，记得她蹲在地上捡碎片的样子。他什么都记得。她以为他不懂，他其实什么都懂。
“妈妈不生气了。”她摸了摸他的头，“妈妈只是有点累。”
“那妈妈你休息。小昊自己吃饭。我还会洗碗。”他拿起勺子，一口一口地喝粥，喝得很小心，没有洒出来。他喝完之后把碗端到厨房，踮着脚放进水池里。够不着，他又搬了一个小板凳踩上去，才把碗放进去。她站在旁边看着，眼泪又来了。她转过身，假装去拿东西。她站在灶台前面，深呼吸了好几次，把眼泪逼了回去。她不能哭。大年初一，不能哭。这是规矩。但她在心里说，去他妈的规矩。
下午，陈海生回来了。他一个人。他的脸色不太好，嘴唇干裂，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，像一夜没睡。他换了鞋，走进来，在沙发上坐下，整个人陷进去，像被沙发吞掉了一半。
“妈呢？”沈芳问。
“她不回来。”他低下头，手指在膝盖上敲着，没有节奏的，杂乱无章的，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。“海涛媳妇不让她住。说家里太小，住不下。说她妈要来过年，没地方。妈在那边待了一晚上，今天早上就收拾东西要走。海涛留她，他媳妇不让。妈哭了，哭得很厉害。海涛也没办法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像在念一份事故报告。
沈芳坐在对面，看着他。她应该高兴的。婆婆不是嫌她不好吗？不是觉得小儿子媳妇更好吗？现在好了，被赶出来了。但她说不出“活该”这两个字。不是不想说，是说不出口。她想起婆婆站在门口，被她儿子拉着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那一眼里有害怕，有委屈，有说不出口的话。她当时没在意，现在忽然想起来了。那是一个老人被推出去时的眼神，是那种知道自己无处可去的绝望。
“那她人呢？”
“在楼下。”陈海生指了指窗户，“她不上来。说没脸见你。”
沈芳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往下看。楼下的小花园里，婆婆周玉珍坐在长椅上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低着头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身边放着一个编织袋，就是她来的时候拎的那个，鼓鼓囊囊的，大概装着她所有的东西。她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像一个被遗弃的老人。长椅上还有没化完的雪，湿漉漉的，她坐在上面，棉袄的后面肯定湿了。远处有孩子在放鞭炮，噼里啪啦的，她缩了一下，像被吓到了。沈芳看了很久。然后她转身，走到门口，换了鞋。
“沈芳，你干嘛？”陈海生站起来。
“去接妈上来。大年初一，外面冷。零下八度，她穿那件棉袄不够。”她拿了挂在门口的一件厚羽绒服，是她的，黑色的，很厚。
“她说没脸见你——”陈海生的声音在发抖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打开门，“所以才要我去。她要是觉得没脸见我，那就让她欠着。欠着比还了好。欠着就会记住。”
她下了楼，走到小花园里。风很冷，刮在脸上像刀片。她的羽绒服拉链没拉，风从领口灌进去，冷得她打了个哆嗦。周玉珍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，看见是她，愣了一下，然后低下头。她的眼睛肿得像核桃，鼻头红红的，嘴唇干裂，脸上全是泪痕，被风一吹，皴了，白花花的一片。
“沈芳，你别过来。妈没脸见你。”她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。
“妈，上去吧。外面冷。”沈芳把羽绒服递给她，“穿上。你穿的太薄了。”
“我不上去。我没脸上去。”周玉珍推开羽绒服，眼泪又流了下来，“海涛媳妇说得对，我是累赘。到哪都讨人嫌。在你这边嫌你菜做得不好，在海涛那边嫌我碍事。我哪都不该去。我该回老家，一个人过。死了也没人知道。”
沈芳在她旁边坐下来。长椅很凉，冰着她的屁股，雪水渗进裤子里，凉意从屁股一直传到腰。她没有动，就那么坐着，跟她并排。两个女人，坐在大年初一的寒风里，一个哭，一个不哭。
“妈，你说你没享过福。你觉得什么是福？”沈芳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跟一个老朋友聊天。
周玉珍愣了一下，抬起头，看着她。
“是儿子孝顺？是媳妇听话？是吃好的穿好的？还是什么都不用干，等着别人伺候？”沈芳看着远处，有几个孩子在放烟花，小小的，在地上转圈，呲出金色的火花。“妈，你今年六十三了。你还能活多少年？二十年？三十年？你想怎么过这二十年？是天天吵架、天天哭、天天觉得别人欠你的？还是安安稳稳的，吃吃饭，看看电视，带带孙子？”
周玉珍张着嘴，说不出话。她的眼泪还在流，但已经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哭了，是安静的、无声的、从心里往外淌的。
“妈，我嫁到你们家十二年。你帮我做过什么？你帮我带过一天孩子？你帮我做过一顿饭？你帮我洗过一次衣服？没有。这些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我下了夜班回来，你让我拖地。我发着烧，你说年轻人没那么娇气。我怀孕七个月，你让我擦地板。这些我都忍了。但你不能说我妈。我妈没有欠你的。她一个人把我养大，供我上学，帮我凑首付。她这辈子比你还苦。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‘我没享过福’。她只会说‘我女儿有出息了，我享福了’。你跟她比，你差远了。”
周玉珍的嘴唇在发抖，她想说什么，但说不出来。
“妈，我不是要你道歉。我是要你想清楚一件事——你要的是什么。你要是想要一个听话的、能干的、任劳任怨的儿媳妇，那你找错人了。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忍了你十二年，忍够了。你要是想要一个家，一个安安稳稳的、不吵架的、有饭吃有地方住的家，那这个家欢迎你。但你得改。你不能什么都让我干，还不能说一句不好。你不能想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想摔碗就摔碗。你不能觉得所有人都欠你的。你不欠我的，我也不欠你的。我们是家人，不是债主和欠债的。”
周玉珍低着头，不说话。她的手指绞着衣角，绞得指节发白，衣角被她绞得变了形。
“妈，你选吧。”
沉默了很久。风吹过来，凉飕飕的，带着腊月特有的干燥和冷。花园里的树光秃秃的，枝丫伸向天空，像在跟谁招手。远处有鞭炮声，噼里啪啦的，断断续续的，像在说一段永远说不完的话。
“沈芳，”周玉珍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，“妈选这个家。妈选你。妈以前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妈以为你不在乎。以为你心大，不记事。妈错了。妈对不起你。”
“那你能改吗？”
“能。”她抬起头，看着沈芳，眼睛红红的，鼻头红红的，脸上全是泪，但眼神变了。不是以前那种理直气壮的、觉得全世界都欠她的眼神，是一种被教训过之后的、小心翼翼的、带着恳求的眼神。“妈能改。妈以后不摔碗了。不嫌菜咸了。不哭闹了。妈好好过日子。妈帮你带孩子，帮你做饭，帮你洗衣服。妈什么都干。”
沈芳看着她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她站起来，伸出手。“走吧，上去。外面冷。”
周玉珍看着那只手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握住了。她的手很凉，很粗糙，指节变形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。沈芳握着她，把她从长椅上拉起来。她站起来的动作很慢，腰直不起来，腿也在抖，膝盖咔嚓响了一声。她老了。真的老了。不是那种“六十三岁”的老，是那种被生活磨了太久的、从里到外的、不可逆转的老。沈芳忽然不恨她了。不是原谅，是不恨了。恨一个人太累了。她累了十二年，不想再累了。
她们一前一后地走进单元门，上了电梯。电梯里的灯很亮，白花花的，照在周玉珍的脸上，那些皱纹更深了，像干裂的河床。她低着头，不敢看沈芳，手指绞着衣角，绞得指节发白。到了十二楼，电梯门开了。沈芳先走出去，开了门。陈海生站在门口，看见她们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笑容很疲惫，但很真，是从心底里涌上来的。“妈，回来了？”
“嗯。”周玉珍换了鞋，走进客厅，站在那里，不知道往哪走。这个她住了很多年的家，忽然变得陌生了。她像一个第一次来的客人，拘谨的，小心翼翼的，不知道该坐哪张沙发，不知道该不该去厨房倒水。沈芳的妈妈如果在这里，一定会笑话她。但沈芳的妈妈不在这里。她一个人在老家，守着那盘破了皮的韭菜鸡蛋饺子。
“妈，坐吧。我给你倒杯水。”沈芳走进厨房，倒了一杯温水，端出来放在茶几上。水是温的，不烫不凉，刚好。周玉珍坐下来，端起水杯，喝了一口。水从喉咙滑下去，温热的，一直暖到胃里。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，掉在水杯里，溅起小小的涟漪。
“沈芳，妈谢谢你。妈以后会改的。妈一定改。”
“不用谢。妈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热点饭。早上剩的小米粥还有，我给你煮两个鸡蛋。”
“不饿——”周玉珍想说不用，但肚子叫了一声，很响，在安静的客厅里像打了一个雷。她的脸红了，红到了耳根。
沈芳没有笑。她走进厨房，把粥热了，煮了两个鸡蛋，又拌了一碟咸菜。她端出来的时候，周玉珍已经坐在餐桌旁边了，双手放在桌上，像一个小学生等着老师发作业。沈芳把粥放在她面前，鸡蛋剥好，放在碟子里，咸菜也摆好。周玉珍看着那些东西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她拿起勺子，喝了一口粥。粥是温的，稠稠的，米油都熬出来了。她喝了一口又一口，像饿了很久。
“好吃吗？”沈芳问。
“好吃。”周玉珍点了点头，“沈芳做的什么都好吃。”她以前从来不会说这种话。她只会说“咸了”、“淡了”、“不如上次”。这是她第一次说“好吃”。她的声音很小，小得像蚊子哼，但沈芳听见了。
陈海生站在旁边，看着他妈和他老婆，眼眶红了。他走过去，在他妈旁边坐下来，也盛了一碗粥。三个人坐在餐桌旁边，喝着粥，吃着鸡蛋和咸菜。没有人说话，但那种沉默不是冷的，是暖的。是暴风雨过后的那种安静，一切都被洗过了，干干净净的，等着重新开始。
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照在粥碗上，照在鸡蛋壳上，照在周玉珍的白头发上。她的头发全白了，以前她总是染，黑得不太自然。今天没染，白的，灰白的，在阳光下像一蓬枯草。但她不丑。她只是一个普通的、六十三岁的、头发花白的、背有些驼的老人。她坐在那里，喝粥，吃鸡蛋，嚼咸菜。她像一个人了。不是那个总是皱着眉、总是觉得全世界都欠她的老太太。是一个人。一个会饿、会冷、会怕、会哭的人。沈芳看着她，忽然觉得，也许她需要的不是“享福”，是被人看见。看见她老了，看见她怕了，看见她不是那个永远正确的婆婆，只是一个普通的、害怕被遗忘的老人。
六
年后的日子，比沈芳想象的要好。
周玉珍变了。不是那种刻意的、讨好的变，是那种被教训过之后的、小心翼翼的变。她不再嫌菜咸了，不再摔碗了，不再哭喊“没享过福”了。她开始帮忙做家务。不是那种“我来帮你”的帮忙，是那种“我该做”的帮忙。她早上起来煮粥，把鸡蛋煮好，把馒头蒸上，等沈芳起来的时候，早饭已经摆在桌上了。她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，沈芳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婆婆的背影，愣住了。周玉珍转过身，看见她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“粥煮稠了，你将就吃。我水放少了，下次多放点。”
沈芳没有说话，坐下来，端起碗喝了一口。稠了，有点糊味，锅底肯定粘了一层。但她没有说。“好吃。”她说。周玉珍笑了，笑得有些不好意思，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，那上面有汗，亮晶晶的。
她还开始接陈小昊放学。每天下午四点半，她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，手里拿着一把伞，不管下不下雨。她站在门口，跟其他接孩子的家长挤在一起，她个子矮，被挤到后面，就踮着脚往里看。陈小昊从校门里跑出来，看见她，笑了。“奶奶！”他扑过去，抱住她的腿。她蹲下来，抱住他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“小昊，奶奶接你回家。”陈小昊拉着她的手，一路走一路说今天学了什么、跟谁玩了、老师表扬了谁。她听着，偶尔应一声，“嗯”、“是吗”、“那你真棒”。她的脸上有了笑容，不是以前那种皮笑肉不笑的，是真的从心里往外的笑。皱纹舒展开来，眼睛亮亮的，像两颗被擦过的旧珠子。
沈芳有时候下班回来，看见婆婆和儿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儿子靠在婆婆身上，婆婆搂着儿子，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的。电视里放的是动画片，光头强又在砍树，熊大熊二在追他。这种片子沈芳觉得无聊，但他们看得津津有味。她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忽然觉得眼眶热了。她想起以前，婆婆从来不跟小昊亲近。不是不喜欢，是不会。她以为带孩子就是喂饭、换衣服、看着别摔了。她不知道孩子还需要抱、需要亲、需要有人说“奶奶爱你”。现在她知道了。她抱着小昊的时候，手是抖的，但很紧。像怕他跑了一样。她会在小昊睡着的时候，坐在床边看他，一看就是半小时，不说话，就是看。沈芳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看见婆婆站在小昊房间门口，门开着一条缝，她在往里看。沈芳问她怎么了，她说没事，就是想看看小昊被子盖好了没有。她站了多久了？也许十分钟，也许一个小时。她就是那么站着，看着，不说话。
陈海生也变了。他开始主动做家务。洗衣服、拖地、倒垃圾。他下班回来会先抱小昊，让沈芳歇一会儿。他会在周末的时候去菜市场买菜，照着手机上的菜谱学做菜。他做的第一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，咸了，鸡蛋也炒糊了，黑乎乎的，像煤渣。但沈芳吃了，说“还行”。他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“下次少放点盐。”“嗯。”他说。下次果然少放了，不咸了，但西红柿没炒熟，硬邦邦的，咬起来嘎吱响。沈芳又吃了，说“还行”。他又笑了。第三次终于好了，不咸不淡，西红柿炒出了汁，鸡蛋裹着红红的酱，看着就有食欲。他端到沈芳面前，像交作业一样，手还在抖。“你尝尝。”她尝了一口，点了点头。“好吃。”他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他把那盘西红柿炒鸡蛋拍了张照片，发了朋友圈，配文：“第一次成功。感谢老婆指导。”沈芳在下面评论了一个笑脸。
有一天晚上，陈海生洗完澡出来，看见沈芳坐在床上看手机。她在看她妈的朋友圈，她妈发了一张照片，是一盘饺子，韭菜鸡蛋馅的，摆在老式的搪瓷盘里。配文：“一个人，也要好好过年。”发在正月十五。沈芳看着那行字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陈海生在她旁边坐下来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沈芳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像怕惊动什么。
“什么事？”她把手机放下，看着他。
“我今天去看妈了。不是咱妈，是……你妈。”他低下头，手指绞着被角，绞得指节发白。他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，绞东西，绞衣角，绞被角，绞一切能绞的东西。
沈芳愣了一下。“你去看我妈了？什么时候？”
“出差路过，就去看了一眼。上周三。我买了两箱牛奶、一盒茶叶、一袋水果。你妈非要留我吃饭，我说不吃了，赶时间。她给我装了一袋子红薯干，说你小时候最爱吃的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声音更低了，“你妈瘦了很多。一个人住，挺孤单的。她养了一只猫，叫团团，白色的，很胖。她每天跟猫说话，说‘团团你吃饱了没有’、‘团团你别乱跑’、‘团团你陪外婆看电视’。她跟我聊了很久，说了你小时候的事。她说你小时候很乖，学习好，不用操心。她说你爸走得早，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，不容易。她说她最对不起你的事，就是没能力帮你多攒点钱，让你在婆家受委屈。”他的声音在发抖。
沈芳的眼泪掉了下来。
“沈芳，我想把你妈接过来住。”他抬起头，看着她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但很亮，很坚定。“咱家两室一厅，挤是挤了点，但能住。小昊可以跟我们睡，或者打个上下铺。你妈一个人住在老家，我们不放心。她上次住院都没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去了，看见床头柜上的药瓶，我都不知道。她高血压，还瞒着。沈芳，她不能一个人住了。”
她看着他，眼泪流了满脸。她张着嘴，想说什么，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。她只是看着他，看着这个她嫁了十二年的男人。他笨，他懦弱，他不敢跟他妈顶嘴，他不会做家务，他什么都要人教。但他在学。学做菜，学洗碗，学拖地，学站在她那边，学去看她妈。他学得很慢，笨手笨脚的，但他没有放弃。他一件一件地做，像一个小学生在做作业，错了改，改了再做，直到做对为止。
“你说真的？”她的声音沙哑了，像被砂纸磨过。
“真的。我跟你妈说了，她说要考虑考虑。她怕给你添麻烦。我跟她说，不麻烦。你是她女儿，照顾她是应该的。就像你照顾我妈一样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沈芳，你照顾了我妈十二年。现在，让我照顾你妈。不是交换，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她扑过去，抱住了他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抱住了她。她很久没有抱过他了。不是不想抱，是抱不动。那些委屈、那些眼泪、那些失眠的夜晚，把她的力气都抽走了。她抱不动任何人。但今天她抱住了他。像抱一根浮木，在河里漂了太久，终于抓住了什么。他的身上有沐浴露的味道，淡淡的，像青草。她闻着那个味道，哭了。没有出声，只是抱着，眼泪流在他的肩膀上，湿了一片。
“沈芳，对不起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闷闷的，从她的头发里传出来，“我以前做得不好。让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。以后不会了。我会站在你这边。我妈也好，你妈也好，这个家的事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扛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她知道他会改。不是因为他说了“对不起”，是因为他真的在改。他洗碗、拖地、学做菜、接小昊放学、去看她妈。他不是嘴上说说，是真的在做。一件一件地做，笨拙的，认真的，不放弃的。她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她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争吵，不知道婆婆会不会再摔碗，不知道这个家能不能安安稳稳地过下去。但她知道一件事——她不是一个人了。有一个人在她旁边，笨笨的，慢慢的，但一直在走。不会停下。
七
年后，沈芳的妈妈来了。
陈海生开车去接的。他早上五点就起来了，把车擦了一遍，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。他还买了一束花，百合和康乃馨，插在一个塑料瓶里，放在副驾驶上。沈芳看见那束花的时候，愣了一下。“你买的？”
“嗯。你妈喜欢花吗？”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像个第一次去女朋友家的小伙子。
“喜欢。她喜欢百合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他笑了，笑得有些紧张。
沈芳在家收拾房间，把书房腾出来，放了一张小床、一个衣柜、一张书桌。她在书桌上放了一盏台灯，光线柔和的，不刺眼。在窗台上放了一盆绿萝，叶子嫩绿嫩绿的，垂下来几根藤蔓。床头柜上放着她爸的遗像，黑白的，笑得很温和。她还放了一个热水壶，灌满热水，旁边放着一个杯子，杯子上印着“世界最好妈妈”，是小昊在幼儿园做的，歪歪扭扭的几个字，但沈芳一直舍不得用，今天拿出来给她妈用。她站在房间里，看了看，觉得还差点什么。哦，拖鞋。她妈脚小，穿三十五码的鞋，家里的拖鞋都是三十七的，太大了。她下楼去超市买了一双新的，粉红色的，很软，底子防滑。她放在床边，摆好，鞋头朝外，方便穿。
门铃响了。她去开门。她妈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新棉袄，暗红色的，头发染过了，黑得不太自然，但精神很好。她看见沈芳，笑了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“芳芳，妈来了。”
“妈。”沈芳抱住了她。她妈瘦了很多，背也驼了，抱起来像一把干柴。但她的手很暖，拍着沈芳的背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小时候哄她睡觉那样。“好了好了，多大的人了，还哭。让人笑话。”
“我没哭。”沈芳擦了擦眼泪，“妈，进来。看看你的房间。”
她妈走进书房，看了看，在床边坐下来。她摸了摸床单，软软的，滑滑的，是她喜欢的棉布。她看了看窗台上的绿萝，又看了看床头柜上的遗像。她的手指在相框上停了一下，轻轻地摸了摸，像在摸一张活人的脸。“你爸要是还在，该多好。他最喜欢这种绿萝了，以前在老家养了一盆，养了十年，长得满阳台都是。”
“妈，爸在那边看着呢。他知道你来了，会高兴的。”
她妈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她站起来，走到客厅。周玉珍坐在沙发上，看见她，站起来，有些拘谨。她的手在裤子上擦了擦，不知道该往哪放。“亲家母，来了？”
“来了。亲家母，辛苦你了。照顾芳芳这么多年。她脾气不好，你多担待。”沈芳的妈妈走过去，拉着她的手。周玉珍的手抖了一下，像被电到了。
“不辛苦。应该的。芳芳很好，很能干，什么都会做。是我脾气不好，老是挑她毛病。”周玉珍低着头，不敢看她。她的声音很小，小得像蚊子哼。
沈芳的妈妈看着她，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她笑了，笑得很温和。“亲家母，以前的事，过去了。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。你也不容易。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吃了不少苦。芳芳跟我说过，你年轻时在纺织厂挡车，三班倒，站得腿肿。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”
周玉珍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她没想到沈芳的妈妈会说这些。她以为对方会骂她，会怨她，会替女儿出气。但对方没有。对方只是握着她的手，说“你也不容易”。这是她第一次被人这样说。她的婆婆没说过，她的老公没说过，她的两个儿子也没说过。他们只记得她的坏脾气，记得她的挑剔，记得她的“没享过福”。没有人记得她站了三十年的挡车，没有人记得她肿了三十年的腿，没有人记得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的那些年。沈芳的妈妈记得。不是沈芳告诉她的，是沈芳的妈妈自己看见的。她看见了那双粗糙变形的手，看见了那个直不起来的腰，看见了那些刻在身体上的、三十年也消不掉的痕迹。
“亲家母，我对不起芳芳——”周玉珍哭了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她靠在沈芳妈妈的肩膀上，一抽一抽的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
“别说对不起。孩子们过得好就行。”沈芳的妈妈拍了拍她的背，像拍一个孩子，“你也不容易。以后咱们互相照应。你教我织毛衣，我教你做鱼。我听芳芳说你做红烧肉特别好吃，你教我。”
周玉珍点了点头，擦了擦眼泪。“好。我教你。你教我织毛衣。我织了几十年，但花样老了，想学新的。”
“行。咱们互相学。”
两个老太太，站在客厅中间，手拉着手，一个哭，一个笑。沈芳站在旁边，看着她们，也哭了。陈海生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眼眶红了。陈小昊从卧室里跑出来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“妈妈，为什么大家都哭了？”
“因为高兴。”沈芳蹲下来，抱住他，“大家都高兴。外婆来了，奶奶高兴。妈妈也高兴。”
“那我也高兴。”陈小昊笑了，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床。“外婆，我给你画了一幅画。大火车，能开到外婆家去。”他跑回卧室，把那幅画拿出来，举到她妈面前。画上的火车歪歪扭扭的，轮子是方的，烟囱是三角形的，但颜色很鲜艳，红的绿的黄的，涂得满满的。她妈接过来，看了看，笑了。“画得真好。这火车能开到外婆家吗？”
“能。这是高铁，特别快。嗖一下就到了。”
“那外婆以后就坐你的高铁回家。”
“好。我带外婆坐高铁。”小昊拉着她的手，往房间里跑，“外婆你来看我的新玩具，妈妈给我买的，乐高，可以搭房子……”
她妈被他拉着，踉踉跄跄地往房间里走，一边走一边笑。“好好好，外婆看看。你慢点跑，外婆跟不上。”她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，亮亮的，脆脆的，像炒豆子。沈芳站在客厅里，听着那个声音，忽然觉得，这个家终于像个家了。不是那种完美的、没有争吵的、每个人都笑呵呵的家，是那种真实的、有裂缝的、但被手堵住的、被眼泪糊住的家。裂缝还在，但手也在。眼泪还在，但笑容也在。
那天晚上，沈芳做了一大桌子菜。红烧鱼、清蒸鲈鱼、白灼虾、蒜蓉粉丝蒸扇贝、梅菜扣肉、糖醋排骨、香菇菜心、凉拌黄瓜、皮蛋豆腐、酸辣藕片、玉米排骨汤，还有一道拔丝红薯。她妈坐在餐桌旁边，看着那些菜，笑了。“做了这么多？过年都没吃这么好。”
“妈，你尝尝。我的手艺有没有退步。”沈芳给她妈夹了一块红烧肉。
她妈夹起来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“好吃。不甜不咸，刚好。比你小时候做的好吃多了。你小时候第一次做红烧肉，咸得要命，你哭了一场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“妈，你别提那事了。”沈芳的脸红了。
“怎么不能提？你哭的那个样子，我记了一辈子。眼泪鼻涕糊了一脸，还说不咸，能吃。你爸吃了两块，说好吃。他那是哄你呢。”她妈笑了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周玉珍也笑了。“沈芳还会哭？我以为她不会哭呢。她什么事都扛着，从来不哭。我都没见她哭过。”
“她小时候可爱哭了。摔一跤哭，被同学欺负了哭，考试没考好也哭。长大了反而不哭了。有什么事都憋着。”她妈看了沈芳一眼，“以后别憋着了。想哭就哭。妈在呢。你婆婆也在呢。”
沈芳低下头，眼泪又来了。她使劲眨了眨眼睛，把眼泪逼了回去。“大过年的，哭什么哭。吃饭。”她夹了一块鱼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鱼的鲜味在嘴里化开，带着葱姜的香，酱油的咸，还有一丝丝甜。这是她妈教她的做法，清蒸鲈鱼，淋热油，浇蒸鱼豉油。她做了十几年了，每一次都想起她妈站在厨房里，围着那条碎花围裙，教她怎么切葱丝、怎么去鱼腥、怎么看火候。她妈说，鱼眼睛凸出来就熟了。她一直记着。
大家都笑了。陈海生举起杯子。“来，干杯。新年快乐。欢迎妈来我们家。”他说“妈”的时候看了沈芳的妈妈一眼，又叫了一声“妈”，这次是叫周玉珍。两个妈妈都笑了。
“新年快乐。”
杯子碰在一起，叮叮当当的，像风铃。窗外的烟花炸开了，红的绿的紫的，一朵一朵的，把天空照得亮堂堂的。沈芳坐在餐桌旁边，左边是她妈，右边是陈海生，对面是婆婆周玉珍，旁边是儿子陈小昊。一家人，整整齐齐的。她夹了一块拔丝红薯，放进嘴里。甜的，烫的，粘牙的。她嚼了嚼，咽下去，又夹了一块。
“好吃吗？”她妈问。
“好吃。妈，你也吃。”
“我不吃，太甜了。你吃。你从小就爱吃甜的，吃糖把牙都吃坏了。”
“妈，你又翻旧账。”
“怎么不能翻？你小时候偷糖吃，躲在衣柜里，被我发现了，嘴上还粘着糖纸。你忘了？”
沈芳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“妈，你别说了。”
“好好好，不说了。吃菜。你婆婆做的鱼也好吃，你尝尝。”她妈给沈芳夹了一块鱼，是周玉珍做的。周玉珍不好意思地笑了。“我跟你妈学的。学了好几天，终于成功了。你尝尝，有没有你妈做的好吃。”
沈芳把鱼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鱼的鲜味在嘴里化开，带着葱姜的香，酱油的咸。跟她妈做的不太一样，但也好吃。“好吃。”她说，“妈，你做的鱼也好吃。”
周玉珍的眼泪又来了。她赶紧低下头，假装在喝汤。汤碗遮住了半张脸，只露出红红的鼻头和湿湿的眼睫毛。沈芳看见了，没有说。她只是又夹了一块鱼，放进嘴里，嚼着。窗外的烟花还在炸，一朵接一朵的，像春天的花。她坐在那里，吃着甜得粘牙的拔丝红薯，听着窗外的鞭炮声，听着儿子在笑，听着两个老太太在拌嘴，听着老公在倒酒。她忽然觉得，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。不是大房子，不是很多钱，不是每年涨工资。是大年三十的晚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吃一顿饭，说几句话，笑几声。锅里的汤在咕嘟，孩子在闹，老人在笑。窗外的烟花在炸，夜空的星星在闪。她在这里，她爱的人也在这里。够了。
尾声
后来的日子，比沈芳想象的要好很多。
她妈在城里住下了，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，下午在家看电视，晚上跟周玉珍一起做饭。两个老太太一开始还有些生疏，客客气气的，你让我我让你。周玉珍说“亲家母你坐，我来”，沈芳的妈妈说“你坐你坐，我来”。两个人抢着干活，抢着洗碗，抢着拖地，像两个抢糖吃的孩子。后来熟了，就开始拌嘴了。周玉珍说盐放少了，她妈说盐吃多了血压高。周玉珍说这个菜要这样切，她妈说切了一辈子菜了还用你教。拌完嘴又好了，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你嗑瓜子我剥花生，看到感人的地方一起抹眼泪。沈芳下班回来，看见她们坐在沙发上，头挨着头，在看一部苦情剧，两个人在哭。她站在门口，笑了。她妈看见她，赶紧擦了擦眼泪。“芳芳回来了？饭在锅里，菜在桌上，你去吃。你婆婆做的红烧肉，可好吃了。”
“妈，你们吃了没有？”
“吃了。你婆婆做的红烧肉，比上次还好吃。她学会放冰糖了，颜色亮多了。”她妈擦着眼泪，不知道是哭剧里的人物还是哭红烧肉好吃。
周玉珍不好意思地笑了。“哪有你妈做的好吃。你妈做的鱼才好，清蒸的，鲜得很。我做了几十年鱼，都没她做的好吃。”
“都好吃。”沈芳换了鞋，走进厨房，盛了一碗饭，端到餐桌旁边坐下来。桌上的菜用保鲜膜蒙着，还温着。红烧肉、清蒸鲈鱼、蒜蓉青菜，还有一碗西红柿蛋汤。她夹了一块红烧肉，放进嘴里，甜的，糯的，入口即化。是婆婆的手艺。她又夹了一块鱼，鲜的，嫩的，是她妈的手艺。她嚼着嚼着，眼泪掉了下来。不是伤心，是那种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想哭的哭。她嚼着鱼，眼泪掉进碗里，跟饭混在一起，咸的，甜的，鲜的，什么味道都有。
周玉珍后来再也没有摔过碗。她还是会唠叨，但不再哭喊“没享过福”了。她学会了说“谢谢”，学会了说“辛苦了”，学会了在沈芳加班回来的时候，给她留一盏灯、热一碗汤。她学会了对陈小昊说“奶奶爱你”，学会了在沈芳妈妈做饭的时候打下手，学会了在陈海生加班的时候等他回来。她变了很多。不是那种刻意的、讨好的变，是那种自然的、发自内心的变。她不再觉得全世界都欠她的了。她开始觉得，她欠这个世界一些东西。一句“谢谢”，一个拥抱，一碗热汤。她学会了给。
沈芳的妈妈在城里住了半年，胖了五斤。她说城里的空气不好，不如老家。但她不想走了。她说这里有女儿，有外孙，有亲家母，有人说话，有人拌嘴，有人一起看电视。她说她这辈子最对的事，就是生了沈芳。沈芳说，妈，你也是我这辈子最对的事。她妈笑了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跟小时候接她放学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陈海生真的换了大房子。不是很大，三室一厅，一百一十多平。他把朝南的大卧室给了沈芳的妈妈，朝北的小卧室给了周玉珍，自己和沈芳住中间那间。陈小昊有了自己的房间，虽然不大，但够他放书桌、放画板、放那些方轮子的高铁。搬家那天，沈芳站在客厅中央，看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亮堂堂的。她转过身，看见她妈在厨房里擦灶台，周玉珍在阳台上晾衣服，陈海生在搬箱子，陈小昊在画一幅新的画——一栋大房子，红色的门，蓝色的窗户，黄色的屋顶，门口站着很多人，手拉手，每个人都在笑。她站在客厅中央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，那些年的委屈、眼泪、失眠的夜晚，都值了。不是为了这个房子，是为了这些人。他们在这里，在她身边，在她够得着的地方。她伸出手，能摸到他们。她叫一声，能听到回应。她累了，有人递一杯水。她哭了，有人递一张纸巾。她笑了，有人跟着笑。这就是家。不是没有争吵，不是没有眼泪，不是没有裂缝。但裂缝可以用手堵住，眼泪可以擦干，争吵之后可以坐下来，再吃一顿饭。一顿不够，就两顿。两顿不够，就一辈子。
那年除夕，沈芳又做了一大桌子菜。红烧鱼、清蒸鲈鱼、白灼虾、蒜蓉粉丝蒸扇贝、梅菜扣肉、糖醋排骨、香菇菜心、凉拌黄瓜、皮蛋豆腐、酸辣藕片、玉米排骨汤，还有一道拔丝红薯。她妈坐在餐桌旁边，看着那些菜，笑了。“做了这么多？累不累？”
“不累。妈，你尝尝。我的手艺有没有退步。”沈芳给她妈夹了一块红烧肉。
她妈夹起来，放进嘴里，嚼了嚼。“好吃。比你小时候做的好吃多了。你小时候第一次做红烧肉，咸得要命，你哭了一场。”她妈又开始了。每年都要说一遍，每年都一样。但沈芳不烦了。她爱听。听她妈说她小时候的事，说她偷糖吃的事，说她摔跤哭的事，说她考试没考好躲在学校厕所里不敢回家的事。那些事她听了无数遍了，每一遍都一样，但她不烦。那是她妈的故事，也是她的故事。是根，不管走多远，这根还在。
“妈，你别提那事了。每年都提。”
“怎么不能提？你哭的那个样子，我记了一辈子。你爸也记了一辈子。他走之前还跟我说，芳芳小时候哭的样子最好笑，嘴张得大大的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”她妈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低到像在自言自语。
周玉珍也笑了。“沈芳还会哭？我以为她不会哭呢。她什么事都扛着，从来不哭。我都没见她哭过。”
“她小时候可爱哭了。摔一跤哭，被同学欺负了哭，考试没考好也哭。长大了反而不哭了。有什么事都憋着。”她妈看了沈芳一眼，“以后别憋着了。想哭就哭。妈在呢。你婆婆也在呢。”
沈芳低下头，眼泪又来了。她使劲眨了眨眼睛，把眼泪逼了回去。“大过年的，哭什么哭。吃饭。”她夹了一块拔丝红薯，放进嘴里。甜的，烫的，粘牙的。她嚼了嚼，咽下去，又夹了一块。
“好吃吗？”她妈问。
“好吃。妈，你也吃。”
“我不吃，太甜了。你吃。你从小就爱吃甜的。”
周玉珍夹了一块，放进嘴里。“好吃。沈芳做的拔丝红薯最好吃了。比你小时候做的好吃多了。”她学着她妈的话，学得很像。沈芳笑了，她妈也笑了，周玉珍也笑了。三个人笑成一团，像三个孩子。
陈海生举起杯子。“来，干杯。新年快乐。”
“新年快乐。”
杯子碰在一起，叮叮当当的，像风铃。窗外的烟花炸开了，红的绿的紫的，一朵一朵的，把天空照得亮堂堂的。沈芳坐在餐桌旁边，左边是她妈，右边是陈海生，对面是婆婆周玉珍，旁边是儿子陈小昊。一家人，整整齐齐的。她夹了一块拔丝红薯，放进嘴里。甜的，烫的，粘牙的。她嚼着嚼着，眼泪又来了。这次她没有憋，让它们流。她妈看见了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伸手握住了她的手。周玉珍也看见了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给她递了一张纸巾。陈海生把手搭在她的肩上，轻轻地拍了拍。陈小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从椅子上溜下来，跑过来，抱住她的腿。“妈妈不哭。小昊乖。小昊听话。”
沈芳笑了，笑得眼泪流了满脸。“妈妈不哭。妈妈高兴。”她擦了擦眼泪，把儿子抱起来，放在腿上。“小昊，新年快乐。”
“妈妈，新年快乐。”陈小昊在她脸上亲了一口，湿湿的，凉凉的，像一颗糖。
窗外的烟花还在炸，一朵接一朵的，像春天的花。她坐在那里，抱着儿子，左边是她妈，右边是陈海生，对面是周玉珍。她忽然觉得，这就是她等了十二年的东西。不是一碗不咸不淡的汤，不是一句“辛苦了”，不是一套不会被摔碎的碗。是这个。是这些人，坐在一起，吃一顿饭，说几句话，笑几声。锅里的汤在咕嘟，孩子在闹，老人在笑。窗外的烟花在炸，夜空的星星在闪。她在这里，她爱的人也在这里。她伸出手，能够着他们。她叫一声，能听到回应。够了。这就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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